戚发轫院士身上有太多的光环。他是中国航天界的元老，著名的“航天十八勇士”之一。他也是神舟号飞船首任总设计师，亲手把杨利伟送上太空。

在神舟一号飞船发射20周年之际，我们有幸对戚发轫院士进行了独家专访。言谈中，戚院士无时无刻不透露出谦逊和真诚，更表达了对于中国航天事业矢志不渝的追求。

戚发轫院士

“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”

1992年，党中央正式批复实施载人航天工程，随后载人飞船立项，戚发轫被任命为神舟飞船总设计师。

从事过导弹研究、运载火箭研究、卫星研究的戚发轫，接到担任神舟号飞船总设计师任务时，已经59岁了，他原本准备再过一年就退休。接到任务之初，戚发轫坦言，“内心确实比较纠结，觉得压力很大。”

“搞飞船和搞卫星不一样，有人、没有人差别太大了，仪表、照明、环控、救生……这太多了，要学习很多新的知识，而我都快60了，那么大岁数学习也困难，所以我确实不敢干。”

但更重要的原因是，载人航天、人命关天，戚发轫深感责任太重。“美国人为了搞载人航天牺牲了不少航天员，苏联也是。当时上级领导明确要求，我们中国人搞载人航天，可以失败，但绝不能有航天员牺牲！”

戚发轫想起自己去苏联参观载人飞船发射的情景。“发射之前，总设计师要给航天员讲，‘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，你上去吧，一定能回来！然后在任务单上签字。现在要我干这个事了，我感觉有点不敢。我就想，到时候我有没有能力对航天员这么说？有没有把握去签那个字？”

“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！”面对国家需要，他还是挑起了这个重担。

“每走一步都是艰难的”

谈起神舟一号飞船的研制历程，戚发轫回忆道：“每走一步都是很艰难的。”

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建设航天城。“没有充分的地面试验绝不能让航天员上天。我们从征地、盖房子、研制设备、调试设备、建地面设施开始，这是非常重要的，甚至比建飞船都重要。”由此，北京航天城应运而生。那里拥有当时亚洲最大的真空罐，亚洲最大的电磁兼容实验室以及世界最大的振动台。

第二步是要拿出设计方案。虽然当时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已经确立研制飞船，但究竟选用两舱方案还是三舱方案？这道选择题又放在了戚发轫等人面前。

“当时，美国人选的是两舱方案，苏联人是三舱方案，都有自己的道理，都上过天，都成功了。中国到底用两舱方案，还是三舱方案？争论也是很大的。最后，我们决定用三舱方案。但不是照抄苏联，我们把苏联的生活舱改成轨道舱留轨使用，把返回舱尺寸加大。我们认真地选择了一个符合中国情况的方案。”在戚发轫看来，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，采用适合自己的方案。这就是创新！

按照中国载人航天计划“争八保九”的时间表，第一艘无人试验飞船神舟一号要争取在1998年发射，保证能在1999年进入太空。

但按照飞船当时的研制进度，实现这个目标太困难。

“按照程序，我们1998年11月才做初样地面试验，暴露出问题后进行改进，然后再生产，送正样上天。从初样地面试验到正样发射只有不到一年时间，是不可能完成的。”

但是军令状已经立了，最后他们想出来一个办法：借鉴曾研制过的返回式卫星的经验，利用做过地面试验的初样的部分组件，改装成用于发射的正样飞船。戚发轫介绍，神舟飞船有13个分系统，他们“有所为，有所不为”——凡是能够保证飞船返回的分系统，无论有多大困难，技术上都要突破，装船；与飞船返回无关的分系统暂不装船。

在那样的特殊情况下，通过那样特殊的方式，1999年11月20日，我国第一艘无人试验飞船神舟一号成功发射，且飞船着陆处离预定地点只有10公里。

神舟一号返回舱着陆

“神舟一号令我一生难忘”

第一艘无人试验飞船神舟一号成功发射，迈出了载人航天工程的第一步。

戚发轫对于神舟一号有着深切的情感，“神舟一号是第一次任务，是试验。我们确实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。对我们搞飞船的人，尤其对我来讲，神舟一号是一生难忘的。”

神舟一号返回时，试验队队员考虑到当时着陆场条件比较艰苦，没有让戚发轫亲临着陆场。自那以后，这就成了戚发轫的“心病”，“总觉得少点儿什么。”直到神舟十号任务时他才第一次到了着陆场，去到了一直心心念念的神舟一号返回落点。“费了好大劲，我才真正到了‘神一’的落点，而且在那儿照了个相，圆了这个梦。”

2001年1月10日，我国第一艘正样无人飞船神舟二号发射成功，飞船的系统结构有了新的扩展，技术性能也有了新的提高……此后，神舟三号、神舟四号飞船也相继发射。“到了这个时候，我们确实感觉到所有的问题得到了考验，我们想了一百多个故障及故障对策，故障对策也经过验证了，杨利伟该上天了。”

2003年10月15日，我国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五号发射成功，航天员杨利伟在轨飞行14圈，圆满完成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。由此，中国成为继苏联和美国之后，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。

神舟五号发射成功后戚发轫与杨利伟会面

“中国人凭什么干得又快又好？”

中国航天事业历经60多年的发展，不仅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，还创造了巨大的精神财富，这就是以航天传统精神、“两弹一星”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为代表的航天“三大精神”。

在戚发轫看来，载人航天精神的核心是“特别”，即“特别能吃苦、特别能战斗、特别能攻关、特别能奉献，当国家有特别需要的时候，每一个中国人、每一个航天人都要有这种特别的精神”。

载人航天工程立项之初是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的时候，当时的情况是“搞导弹不如卖茶叶蛋，拿手术刀不如拿杀猪刀”，当时搞技术既不光荣也不实惠，载人航天工程举步维艰。

“咱们中关村很开放，很多年轻人出国了，下海了，到民企去了，到外企去了。我心里也很舍不得，又留不住人家。但这个时候国家需要，中国人几百年想上天的任务国家叫我们干了，得有一部分人不走、留下来。”一批胸怀报国志的人才选择留下来，开始了艰难的探索。

到了2003年，“神五”要上天了，全国上百个单位要提供配套产品到航天城，但遇上了“非典”。戚发轫直言自己当时的做法“很残酷”“很不人道”。

“我就说了，凡是进了航天城，我管吃管住，但谁也不能回家。外地的不能离开北京，北京的也不能回家。就是这样，我们坚持了两三个月，把所有的测试完成了。国家特殊需要的时候，要有这么一个特殊措施。”

曾经有德国人问过戚发轫，中国人一年能实现发射两艘飞船，是有什么好办法？戚发轫开玩笑道：”第一，我们有保密规定，我不能告诉你；第二，就算我告诉你，你们德国人也做不到。”德国人不相信，凭什么德国人做不到？戚发轫说：“我知道你们星期一、星期五绝对不做精密的、重要的工作——星期五就在计划第二天怎么玩了，注意力不集中；星期一呢，心还沉浸在回忆中还没收回来呢！而我们是白天干，晚上干，星期六干，星期天也干，过节过年还干！我们中国人凭什么干得又快又好？就凭这么点精神！”

戚发轫认为，正是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代代传承，推动着我国航天事业蓬勃发展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。

“期待空间站上更多成果”

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，目前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已经全面迈进空间站时代。中国空间站将在2022年前后建成和运营，能够有力支撑航天强国建设目标，有力推动中国航天科技的发展，大幅提高我国空间技术、空间科学和空间应用的能力，为中国和世界的科学家提供一个高水平的太空实验室。

中国空间站示意图 

对于未来的中国空间站，戚发轫充满期待。他认为中国的空间站规划得很好，很有中国的特色。在希望中国空间站安全、可靠、长期运行的同时，他更期待未来空间站上能有更多的科学成果。

“把人送上空间站不是我们的目的。如何利用这个平台，让科学家们在里面有新的发现，取得更多科学上的成果，更好地去探索浩瀚宇宙。这是我所希望的，我想会的。”戚发轫坚定地说。（张文科、杨璐茜）